在今時今日的香港，變幻是常態。疫情陰霾下，防疫措施、民生政策、工作模式、生活習慣都在時刻變化。在不穩定的社會氛圍中，孩子要按著環境改變的節奏而行，被動適應；在迷霧裡引領孩子向前的，除了家長，還有老師。
師者，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。老師們熱血地以生命影響生命的背後，他們的精神健康面貌又是如何？
根據2021年教聯會和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，進行有關本港老師身心健康情況的調查，結果顯示，老師整體的快樂感由2020年的 5.16 分，下降至 5.13 分，低於十年的平均值；逾三分之一老師面對高工時情況，八成半老師感到工作壓力大。
調查指出，老師工作壓力的首四項來源分別為：
而年齡與負面情緒呈反比關係，年輕教師（40 歲或以下）相對出現較多負面情緒。同時，前線教師的負面情緒亦較中高層員工為多。除了心理健康走下坡，老師們的身體健康狀況亦值得關注，當中以幼稚園老師受最多痛症困擾。
*資料來自「教師身心健康」問卷調查（2021）
若老師是田地的農夫，播種澆水，孕育幼苗成長；學校的管理文化和教育政策，則是田地本身，塑造著老師精神健康的環境。農夫的作風和態度固然是種子發芽的關鍵，但田地的肥沃或貧瘠，同樣掌握著農夫的心力和勞力投放。
排山倒海的行政工作、從千方八面而來的要求，令老師的重任不再在於傳道、授業、解惑，而是埋首於文件、會議、行政事務之中，甚或只成為維持學校運作及催谷成績的一粒螺絲，削弱老師們的工作意義感。
有研究教育行政管理的學者，在《香港老師工作倦怠的結構性原因》（‘‘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Teacher Burnout in Hong Kong’’）一文以社會架構角度分析，歸納出本地老師過勞的因素：
- 教育政策的架構重整：
教育局早年修訂《教育條例》，確立校本管理的管治架構，給予學校在策劃發展上更多權責，同時加強問責制。學校和老師需要不斷進行自我評估和監察，並為學生的學術表現負更大責任。
- 學校的行政架構：
在校本管理下，學校和老師需要向政府和公眾解釋各方面的表現，例如政府撥款的運用。因此，老師需要投放大量時間到非教學工作上，例如撰寫教育局要求的評核報告。這種從上而下的行政架構，束縛了老師作出自主決定的空間，無論是工作優先次序及進度的安排、做決策的權限、或是執行工作的方式；老師的工作內容及多寡，間接由政府和學校管理層等外界控制。
- 老師的職位架構：
年資較深的老師一般擔任高級學位教師或部門主管，掌控更多權力；年資較淺的通常擔任學位教師或文憑教師。職位較高的老師擁有較多決策權和影響力，能為自己的工作內容作出決策，訂立方向。
當員工的工作自主權被削弱，會出現去權（disempowerment）現象。在社會學中，勞動者不能設計和決定自己的工作內容，工作非以自由意識所決定，而是由制度所決定；喪失自己在勞動過程中，勞動力之控制和掌握力，能引致工作異化/ 疏離化（work alienation）。老師的去權現象伴隨缺乏意義、孤立之感，甚至偏離原有的自我形象和價值，難以實現理想，長遠埋下整個教育行業過勞的伏線。
早在2007年，已有研究指出香港老師患上精神疾病的比例，相比大眾高出約兩至三倍。一路走來，老師心理健康的重擔依然；背後，除了是老師的個人心理因素，更深一層或是整個教育業體制的問題。老師在教學旅途中尋找著意義和成就，但掌控著他們旅途方向的這根線，到底由誰拿捏在手？
學術資源：
Kwok Kuen Tsang (2018).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Teacher Burnout in Hong Kong, Chinese Education & Society, 51:6, 449-461. https://www.tandfonline.com/doi/full/10.1080/10611932.2018.1570797
Cheung, A. C. K., Chao, G. C. N., Lau, E., Leung, A. N. M., & Chui, H. (2021). Cultivating the psychological well-being of early-childhood education teachers: The importance of quality work life.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.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. https://doi.org/10.1007/s11482-021-09959-x
網上資源：
